我的手指头头一直死死粘在那块玻璃上，哪怕目前已经是下午三点，阳光把桌面烤得发烫，我也没舍得挪开。
这既是一种职业习惯，更像是一种生理性的强迫症。作为做古董修复的人，眼和手这俩东西早就脱不了干系了。大量人认定，敲敲打打、还要对着放大镜抠抠画画，这活干得真累人。
确实，我目前累得连眼珠子都快眯起来了，那个老古董的镜框歪了，加上那层氧化发黄的底漆，看着就让人心慌。 但讲话的人仿佛忘了我这是专业的事，非要跟我来一句“哎呀，快忙起来”，还得特意叮嘱两句“这可是老东西，多花点心思”。我有时候真想转头就骂，但转了又没骂，只能在心里默念：“行行行，您说行就行，我这就拿放大镜去瞅瞅。”这种被当成一般/平平打工仔的感觉，在行里的规矩里实际上并不少见，也正出于如此，才显得我们这群人挺可怜，挺不好办的。 说到数据，得先提个醒。你们要是认定我杯倒径（杯口直径）的测量值全是乱编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这一行，数字就是命。随意搞个紫砂壶，得先拿着游标卡尺量量壶嘴的厚度，厚度差一毫米，烧出来的茶味就不一样。
这次送修的，那口紫砂壶，壶嘴本来说厚度是 0.95mm，我量出来是 0.92mm，这误差，在行里算大病了，务必得重做。我手里的方案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得看着那会儿干过无数次的案例。
比方说，要是壶嘴薄了，烧的时候好办炸裂，得用特制的釉料填缝；要是那个壶身有磕碰，没补全，那下次烧就废了，得重新做这口身子。
这些数据，是我脑子里的账，也是接货时跟客户交代的底牌。 有时候夜深人静，看着那堆堆乱七八糟的残片，我就在想，为啥不能略微省事点？但这又是个伪命题。重物往下压，手就得往下压，这就是物理定律。我就好比在万分之一的概率下，这口壶确实能烧出来，就像赌狗下注，全凭运气和感觉。一旦运气不好，要么受过伤，你就真得认命了。
故此，我宁愿累得脚后跟都磨出了泡，也不愿接纳那种“实际上没那么坏”的安慰。 在行里，大家实际上都挺拼，都挺辛苦。昨天有位客户急着要货，我一边切瓷一边跟他说：“这玩意儿脆得像刚出炉的饼干，手滑一下就碎。”他愣是没挪步，硬是把那块瓷片按进了水里泡开了。
那一刻我看着他那厚实的工装，心里突然认定，这行当别看苦，但仿佛也没那么没面子。
反正干了如此多年，哪位还没个破绽？哪位还没个把“老古董”修得摇 traslado的时候？反正修完了，还得持续修下一个。 对了，还得跟大伙吹个牛。我最近攻克了一个特别难的材料，那是那会儿连老师傅也不敢碰的某种特种釉料。
那会儿我们做瓷器，釉色都是靠经验调的，凭感觉，凭手感。可这次，我有了一份详细的实验报告。我按照设定的温度曲线，一步步去烧，每一度都精确到 0.1 度。最终出来的成品，釉色就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，红得亮，绿得艳，并且那个纹理，是那会儿彻底没见过的。客户拿到货时眼都直了，非要给我一堆铜板塞手里，说是要我发个哥们儿圈当个广告。 实际上吧，我也挺眼红那些没在行里混过的人的。他们每天只为了维持生计奔波，然后回家就把“工作”三个字丢到一边，睡个安稳觉。而我？我依然得守着那些冷冰冰的玻璃、陶瓷、木头，还要对着显微镜看那些细小的裂纹。
有时候白天工作，晚上还得回家，还得干点杂活，就连还要帮物流配货。别人当作我是来搞艺术的，实际上我只是个拿着放大镜抠细节的工匠。有次送完货，客户说这壶值多少钱，我说这壶值我自己花的工夫加汗水，加上买的水泥、胶水、和那几斤肝。 再说说修旧如旧。
这行里最讲究的就是“修旧”，不是“修新”。
那会儿有个客户送了一块明代的老瓷器，说想要个崭新的，我笑着摇头。他说我也知道，老东西要是新了，那就真不是老东西了。
故此我用软布擦干净利落，再用那种古法粘接的东西，一点点把旧的拼回去。拼的时候，得看着上面的泥斑，还得小心地避开那些釉裂，不然烧坏了就真没了。我见过忒多这样的案子，最终变成一堆废铁，要么烧出了个“假古董”。但有时候，看着那杯被修好的茶，看着那盏被修好的灯，那种成就感，是任何功劳记录单都换不来的。 最终，我想说的是，在这个行业里，没有真正的傻瓜。
哪怕你是个大老板，哪怕你是一个著名的收藏家，你也需求知道多少道纹，知道啥釉料烧得最完美，知道如何才能让那口壶在下一个世纪还能被泡在茶里。
这也是一种责任，也是一种天赋。自然，我也承认，有时候我也挺迷茫的，有时候认定这行当没啥前途。但只要手里还攥着那个放大镜，心里就踏实。
毕竟，哪怕全世界都抛弃了“古董”这个词，但只要还有人愿意用放大镜去看那些残片，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了那口小壶花上几个小时工夫，我就认定自己还是个好东西。 行头别看旧，但心气儿还在。
不怕累，不怕脏，只怕心不静。咱们这行干了如此多年，也该歇歇了。
毕竟，哪位还没有个老眼昏花的时候呢？